在全国重要水运航道的沿岸，有很多城市都被称为“南船北马之地”，如长江口岸襄阳，号称“南船北马，七省通衢”；湖北省十堰市也号称“南船北马，川陕咽喉”，而大运河沿岸的城市中，山东省聊城市、江苏省的淮安市、南通市等，都自命为“南船北马”之地。古代所谓的“南船北马”，意味着南来的行人沿水路乘船而来，而从北方过来的行人都是骑乘车马而行；南来的至此舍舟上岸换乘骡马车轿而北去超便捷 :大运河的南船北马之地——宿迁，北来的至此须乘舟南往。按照这个说法，在全国版图中通航的水路沿岸，的确有很多地方都属“南船北马”之地，因为古时民间客商和官民大都属于区域性短途旅行，其目的地各有不同，长江、黄河、运河、淮河等各大水系沿岸，确有众多的旅人舍舟登岸的南船北马之地。但如果从历史档案资料上来看，古代南北旅行行程最长而旅行记录保持得最完备的旅人，毫无疑问是清代的康熙帝和乾隆祖孙二人，但查看这祖孙二人十二次南巡的文献记载，却得出一个令人意外的结论：仅就清代官方有关京杭大运河航行档案记录来说，唯一被清代朝廷钦定的大运河南船北马之地，却就是在当时的宿迁。

清皇室南巡陆路和水陆以宿迁为界

康熙帝和乾隆祖孙二人的南巡，都是由北京向江南（清初宿迁隶属江南省）而来，在到达宿迁之前大都循陆路而行。康熙第一次南巡之前，河道总督靳辅因为山东郯城通往宿迁的官道上有山谷沟壑特别多，不方便车马通行，故而专门为康熙南巡在宿迁县北部山区修建了数座大型路桥，《宿迁县志》载：“康熙二十三年，圣祖南巡阅河，靳辅因坝建桥，在东南者曰东奠、曰德远、曰镇宣，在西北者曰西宁、曰澄泓、曰锡成。俗名五花桥”。而《大清一统志》记载：“五花桥，在宿迁县北，中河南岸；西宁桥，在宿迁县中河北岸，二桥皆本朝康熙中河臣靳辅所建，南属马陵山，北至高山头，长十余里，为往来孔道”。从这些资料上来看，这应该是宿迁境内最早的公路桥了，其规模浩大，长达10余华里，为六座桥组合而成，分别是处于东南方向的东奠桥、德远桥、镇宣桥，处于西北方向的西宁桥、澄泓桥、锡成桥。六座桥连为一体，工艺精巧，气象宏伟，远观犹如出水莲花婀娜多姿。此桥建成后，靳辅命名为“惠政桥”，但民间却都将此桥称为五花桥。在清代官方绘制的各种河图上，大都可以清晰地看到，宿迁城以北的这一组群桥梁的确规模宏大，气象万千。当年康熙帝自京都而南行，踏入江南省境内，未曾登舟，就已领略了和北地风光迥异的水乡风情。

《钦定四库全书·行水金鉴》中的宿迁河图中五花桥

清皇室准备南巡之前，都要提前进行一系列的准备工作。乾隆《南巡盛典》中记载，乾隆第一次南巡之前的15年11月1日就南巡行程下旨曰：“从前恭遇皇祖圣祖仁皇帝南巡时，自顺河集以达江口，皆系河臣派拨河兵以供舟行缆牵之用，渡河后则由江省地方官雇觅民夫，及行至浙江交界，该省换纤，亦另用雇夫应差，此旧制也”。乾隆帝下达的这一道谕旨，遵从康熙帝以前南巡的旧例，从宿迁顺河集开始，改乘舟船直达长江口。故而，钦差向导统领大臣努三兆惠，于乾隆16年闰5月4日的奏章称：“臣等钦奉上谕，会同总督方观承、黄廷贵、喀尔吉善，巡抚准泰，署巡抚永贵，盐政吉庆，总河高斌、张师载等公同核看驾幸御道，分派营盘中火，由京从赵北口过山东，拢济南府，经由泰安府到江南属宿迁县之运河顺河集码头，旱路一千四百九十里，分为二十四站，由顺河集码头登舟，阅看沿途所有……”

从以上档案资料中可见，清皇室南巡旅途的水路和旱路划分属羊皇帝，是以宿迁顺河集码头为界限，宿迁以北都是旱路，自宿迁才开始登舟属羊皇帝，由此向南全是水路，这样安排并非始自乾隆，而是因康熙帝当年南巡就是如此。

《南巡盛典》中载有江苏巡抚庄有恭在顺河集准备皇帝御用船舶的奏折：“皇上南巡应用御舟五只已奏明，照例九月间驾赴宿迁县停泊伺候，令地方官搭棚苫盖……恭遇皇上明春南巡，该侍郎等以冬月河冰，必须于本年九月间先行驾赴宿迁，开单奏请皇上派出臣等谨按单内所开：翔凤艇一只、大沙飞船一只、新沙飞船一只、新如意船一只……”

两江总督黄廷贵奏：“奏为大差需用船只请旨敕议，以便遵照备办恭照。明春圣驾南巡，由东省入江南宿迁县界至顺河集登舟，一切扈从大小官员及兵丁、拜唐阿人等，除屯驻宿迁者不计外，其随驾人员均当乘坐船只……”

上两图为《钦定南巡盛典·程途》中所载的南巡行程图，可见宿迁以北行程都是旱路，而下图则为宿迁以南的水路

乾隆皇帝虽然强调南巡事宜遵从祖制，但其规模却和康熙帝南巡不可同日而语，康熙帝6次南巡基本属于轻车简从，每次南巡的随行不过300余人。沿途驻跸主要是住在地方官员的官邸，只有在扬州、杭州等地，建造了少量行宫。他第一次南巡的时候，途中经过丹阳、常州、无锡，一路上没有停留，昼夜行船360余里。根据《清实录》记载，他在第三次南巡驻跸宿迁的时候，更是“只乘所御一舟，减少扈从，昼夜兼程往阅黄河以南、高家坝、归仁堤等处堤防。”乾隆帝南巡的时候，则前呼后拥，声势浩大。从北京到杭州，沿途建造了30多个行宫。其首次南巡的随跸人员即达2500多人，旱路用马6690匹，骡马车400辆，骆驼800只，征用各地夫役近万人。仅乾隆南巡专用的皇家巨舰翔凤艇，就需用纤夫达3600人（分为6班倒拉纤，每班600人），翔凤艇总长度10.8米，宽3.2米，总高度7.5米，船首有金顶龙亭，雕龙画凤，栩栩如生。船顶桅杆高6.7米，挂的龙帆尺寸长3.5米，宽2.4米。皇太后所乘坐的安福舻之规模和此几乎相当，其他王公贵族和随跸官员所用的数百只船舶也都极尽奢丽，整个南巡船队共约有1000多只船。在乾隆每次南巡之前，这些顶级豪奢的皇家巨舰全都停泊在宿迁县城东畔的大运河里。为避免因南巡船队而造成漕运船舶和运盐船的拥堵，历次南巡的前一年的冬天就让漕船和盐船提前赶运，而在皇帝南巡期间，宿迁以南的运河中，所有民间商船、官船必须提前回避。而运河两岸的民田在南巡时期大都属于春耕生产阶段，因此，朝廷谕令，沿途中凡是耕作播种，农田灌溉等农事一律正常开展，不准地方官去禁止农事活动。但是在宿迁以北的旱路上，銮驾队伍经过农田的时候，农人中的男子需要回避，女子则可以随便观看銮驾。

《钦定南巡盛典》中有关康熙帝南巡自宿迁顺河集改行水路的记载

全省重要官员齐集宿迁迎驾

宿迁不仅是清皇室南巡南船北马的重要换乘节点，也是南巡目的地江南省的起始点星座运势网，因此，在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到达宿迁之前超便捷 :大运河的南船北马之地——宿迁，江南省（江苏）全省重要的文武官员，包括两江总督、河道总督、漕运总督、江苏巡抚、江宁布政使等重臣都要到宿迁汇集，在此等候皇上驾临。

乾隆15年5月初6日，皇上南巡总理行营王大臣和硕庄亲王允禄启奏：“为遵旨议奏事：据江宁将军保德等奏：明春圣驾南巡，请带领本处官兵前往宿迁地方接驾等因一折，奉朱批：该王大臣等议奏，钦此。钦尊臣等议得：将军保德等奏称辛未年皇上南巡，臣等驻防，地方老少俱得瞻仰盛颜，不胜欣悦，而官兵各得随圣主支更当差，无不踊跃，臣等查得：康熙年间，将军副都统等带领官兵在宿迁地方接驾，明春圣主南巡，臣保德、齐尔丹、富昌等带领官兵六百名，前至宿迁地方接驾，所带之官兵，日则随驾当差，夜则支更等语。查得明春圣驾南巡，京城派出随驾官兵，俱系酌量派定，差使裕如。驾至宿迁地方必由舟行，两岸路窄，随从当差无关紧要之人等尚且存住，若以将军所请，带领官兵六百人接驾，人数过多，沿途行走一切地方必至拥阻，似毋庸若需人等”。这个奏折所说的是：驻守在江苏境内的江宁将军启奏朝廷，要从南京带600名官兵前往宿迁接驾护驾。乾隆帝让庄亲王率领文武官员进行朝议，结论是，南巡队伍从京城带的官兵已经很多，因为在宿迁要换舟南下，许多兵丁都要留在宿迁驻守。而江南河道两岸堤路狭窄，护驾人数过多容易造成拥挤。经朝议，只允许江宁将军带领200名官兵前至宿迁，交与护军统领一同当差。以后在乾隆帝多次南巡的安排中，均按照此例。由江宁将军带领军官16名，兵丁200名至宿迁接驾，其余人等留在省城接驾。

上图为乾隆南巡期间对于文武官员到宿迁迎驾的记载

宿迁顺河集行宫除了皇帝驻跸的作用之外，还有一个特别的用途，就是驻扎留守人员，负责畜牧南巡队伍从北京带过来的奶牛、肉羊和骆驼、骡子、马匹。乾隆22年2月9日，内务府奏告：“内务府谨奏恭照，今年皇上驾幸江南，系照十六年之例。由京城备带茶房所用乳牛七十五头，膳房所用羊三百只，预前送往，宿迁县乳牛三十五头，羊三百只；镇江府羊四百只，喂养等候。照例将乳牛三十五头，上船带往前途应用。自京城随带七十五头存留彼处喂养守候，预备回程接续更换应用。所用羊只量计至镇江府敷用。其余羊只留于宿迁县喂养守候。皇上回銮时，将镇江府用过余剩羊只，及宿迁县存留喂养守候羊只内并选好者，量计自京城敷用”。

清代淮安文人黄振均所著《金壶七墨》记录了乾隆最后一次南巡之时，“圣驾”大队人马尚未至江苏，督、抚、河、漕诸大吏就开始到宿迁准备迎驾，有司官员 “备器玩、运花石、采绘雕锼，争奇斗巧”，布置行宫营盘。道、府地方官吏则忙于“治河渠，平道途，修桥梁，缮城廓”。乾隆在行宫驻跸，则“棹歌远扬，金石铿锵，宫商缥缈”。而御舟自宿迁运河南下，但见运河两岸旌旗远张，新制黄龙旗迎风招展。銮驾所至，“列校云驰，羽盖捎星属羊皇帝，霓旌晃日，扈从文武，络绎河干”，地方官员和百姓夹岸迎送，“红女黄童之众匍匐瞻望，麇集而无哗”。船队驶过，“但见一片黄旗，安流顺发”，其场面之宏大可谓千古奇观。

清皇室南巡与宿迁河防、民生

历史资料表明，康熙和乾隆南巡的重要目的之一是河防，康熙帝认为：“河道关系漕运民生，若不深究地形水性随时权变，惟执纸上陈言，或循一时成说，则河工必致溃坏。”所以，对于他最为关心的河防工程，必须要身临其境，实地考察，才能明确治河的得失，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。在乾隆的《南巡盛典》中，仅《河防》的内容就占了11卷。其中对于宿迁一带的黄河、运河、六塘河、骆马湖等水系的堤防、河工设施记载尤为详细。徐州、宿迁一带的河工与漕运密切相关，因此，无论是康熙帝还是乾隆，都对于此处的河道高度重视，在这里反复与河道及地方官员商讨对策，并做出各种谕示。乾隆帝自己在御制《万寿重宁寺碑记》和《南巡记》里自述：“南巡之事，莫大于河工”，“六巡江浙，计民生之最要，莫如河工海防”，“临幸江浙，原因厪念河工海塘，亲临阅视”。乾隆在位期间，倾尽全力大兴河工。每年河工固定的“岁修费”多达380余万两，约占每年朝廷“岁出”额数十分之一强。临时兴修的大工程，也达到数百万两。由于他对于河防及民生的高度重视，使得沿黄河的城市如宿迁、淮安一带的官民，于南巡之累中也有所裨益。

《南巡盛典》记载乾隆帝至宿迁以后巡阅的地点，全部都是河工重点工程：“由顺河集码头登舟，阅看沿途所有，朱家闸、九里冈、骆马湖之引河等处河工。近黄河至徐家渡水路一百五十四里，分为四站，经由河堤阅看惠济闸、运河口木龙等处河工”。

乾隆在第一次南巡时候，还对于宿迁境内的民生状况多加留意，吩咐地方官员给予赈济，第三次南巡时又颁发谕旨：“宿迁一带州县地方，濒临大河，向来岁收多歉薄，现在巡行省视，见闾阎气象较前似觉稍舒，而生计未能优裕，时值春和，农功肇举，尚需加恩接济，著该督等从优酌借籽种，俾得从容东作，以冀有收，该部遵谕速行。钦此”。

南巡回銮路线

诸事处理结束，南巡队伍就开始踏上回京路程，原先南来的銮驾队伍和随跸人员，都必须在江南乘船回到宿迁，而至宿迁以后，又开始走旱路，原先江南各地提供的船舶就必须回归各府州县，对于这些具体事务，乾隆帝也事必躬亲地作出指示，乾隆16年4月初七日，内阁奉上谕：“此次随从人等，至顺河集登陆后，所用船只仍应各回生理，但恐闸口壅滞，多被拦阻，伊等穷苦船户，回空既无雇值，又致停泊久候，何以资生？著派侍郎雅尔图、嵩寿会同将军西尔们、总漕瑚宝来往顺河集一带，将此项回空船只，于二、三日内，令其尽行过闸，以示体恤。钦此”。

乾隆22年第二次南巡回銮时，乾隆帝和皇太后从江南乘船来到宿迁，即分开回京，皇太后仍然从顺河集行宫开始踏上旱路，经山东、河北回京。而乾隆帝则沿运河北上，经徐州、山东回京，乾隆帝谕：“朕回銮渡黄后，由顺河集至徐州阅河工。……皇太后銮舆仍由顺河集旧路，先至灵岩驻跸”。乾隆帝自此次回銮船行运河后，即往皂河安澜龙王庙祭祀河神，拈香瞻礼，并阅示皂河夏家马路放淤工程。以后南巡历次行程均按照此例，故有皂河龙王庙五次驻跸并钦题御诗之举。

《南巡盛典》中关于南巡回銮自宿迁改行旱路的记载

乾隆皇帝在年届七十五岁时候，亲自撰写《御制南巡记》，他在此书中宣称：“予临御五十年，凡举两大事，一曰西师，一曰南巡”，所谓西师，指的是乾隆年间平定准葛尔叛乱，收复天山南路和大小金川；他将六次南巡视作和“西师”相当的丰功伟绩，可见其对于南巡之事极为看重。故乾隆历次南巡皆有详尽记录，除了在《实录》《起居注》等清宫档案中有翔实的文字资料以外，还有高晋主持编纂的《钦定南巡盛典》，图文并茂地记录了乾隆南巡的各项事宜。同时，乾隆帝还令宫廷画师绘制了大量的《南巡行宫图》、《名胜图》、《南巡道里图》等写实画作。这其中就包括宿迁境内的行宫、大营和各个座落等。宿迁作为清皇室十二次南巡的必经之地，在清皇朝这段鲜花著锦般的盛世乐章中，占有不可或缺的辉煌一页，而境内流传至今的民间传说和故事轶闻更是俯仰皆拾。从文化角度来说，清皇室的十二次南巡，给宿迁境内的历史文化留下了一笔十分丰富的文化遗产，也留下了一份无比重要的历史实证资料，可谓吉光片羽，弥足珍贵。而从这些历史资料梳理的信息来看，清代的宿迁，当之无愧地可谓大运河上的南船北马之地。本文已刊登在宿迁历史研究会会刊《宿迁历史文化研究》2021年下半年会刊。

标签： 无标签

版权说明：以上内容来自网友投稿，若有侵权请联系

★文章来自神婆算命运势网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！★